2010年，世界经济进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。如果说，2009年对于中国经济是最困难的一年，那么2010年对于中国经济就是最复杂的一年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为四大趋势性变化。
首先，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总需求。2010年发达国家还很艰难，美国经济步履维艰、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，日本深陷通缩怪圈，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，中国扮演着向全球输出总需求的重要角色。
金融危机以来，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。2009年，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.6%，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%，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.6个百分点。世界银行预计，2010年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10%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25%，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。据估算，中国经济现在每增长1个百分点，能拉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分别增长0.34和0.2个百分点。
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%。中国已经是日本、韩国、东盟、澳大利亚、巴西、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，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。特别是2010年以来，中国经济稳步回升，内需增长强劲，进口增速超过出口，对美国出口起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。11月份美国当月对华出口增长1.9%，达到创纪录的95亿美元。美国去年三季度以来，贸易逆差大幅减少，除了美元贬值的因素外，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稳定增长的需求。相比之下，我国贸易顺差也从2008年的11.6%降至2009年的8.9%，2010年进一步降低至6.2%，这说明中国不仅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巨大贡献，也在逐步替代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需求增量的主力军。
其次，中国经济内部需求结构正趋于协调。中国不仅输出内部需求，内部需求结构也趋于协调，内生性增长动力明显增强。从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（消费、投资和净出口）来看，2009年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。而从2010年的情况看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明显改善，协调性明显增强，主要表现在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降低，净出口贡献率由负转正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，而动力机制也由政府推动转向市场主导，市场需求逐步启动，民间投资开始接棒，“增长动力机制转换”与“增长极多元化”局面开始显现。
再次，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不断加大。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这些亮点的同时，也不可否认，由于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“主动性调整”，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典型的“经济周期短期化、高频化”特征。仅仅在2010年的不同季度，中国经济就快速经历了一季度的偏热、二季度的显著回落、三季度的企稳、四季度偏强的一轮短波动周期，可以说，经济波动还是不小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年里，对“中国经济过热”、“二次探底”的担忧都有的原因。
最后，过去几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后遗症开始显露。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为增长付出的代价是不是过大。2011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上正轨，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一系列政策后遗症也可能逐步显现。比如说，由于政府4万亿元投资和信贷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，一些地方政府依托融资平台等方式大规模举债，地方政府性债务率急剧升高，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隐患。而在财政与货币双宽松的政策影响下，“涨”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另一个关键词。2010年的物价一路高歌，11月份CPI飙升至5.1%，创下过去28个月来的新高。价格上涨有“由局部向全局”扩散的趋势，因此抗通胀成为政府目前全力应对的最重要任务。
2011年是中国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，也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考验。我们不能用原来的思路和方式来管理现在的风险。从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看，我国低工资高就业、低消费高积累、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、高贸易和资本顺差、高外汇储备的传统国家盈利模式面临严峻挑战，中国正在逼近刘易斯拐点。随着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增长，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，相关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将面临利润下滑、产品价格上升和竞争力下降的压力。特别是人民币已经步入快速升值的通道，这将对我们的低端制造业以及中小企业产生重大的冲击。面对经济的内忧外患，2011中国经济唯有通过进一步改革、转型和结构调整，突出重围。期盼2011年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元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