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15日，文汇报一则题为《江浙等16省中小企业目前经营困境或甚于金融危机》的新闻，在各大门户网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报道称，多地中小企业近期陷入经营困境；其中，长三角地区更出现大量企业停工、半停工局面。国家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前两个月，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.8%，同期增长0.3%，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.3%。而这仅仅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经营状况，工信部表示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，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。
此前，全国工商联已组织专家耗时两个多月对广东、浙江、江苏等16个省进行系统调研，结果发现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、微型企业的状况，可能比2008年金融海啸时更为艰难。
这些互相印证的调查结果，确切地表明了中小企业当下日渐艰难的生存现状。
只要将造成中小企业生存日艰的原因归纳一下就会发现，融资难、税负高、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是阻碍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三大主因。其中，生产成本增加主要归因于原材料价格上涨、工人工资调高、银行贷款利率提高、企业开始普遍设立公积金等因素。尽管增加的生产成本直接压缩了企业的盈利，但是我们却不能一厢情愿地试图压低这些导致成本增加的诱因，因为这是市场客观存在的。我们只能从技术或者其他层面上去考虑解决之道，比如改变生产工艺或者提升加工设备的自动化水平，借此降低生产成本。
融资难，堪称中小企业的噩梦、中国经济之顽疾。为遏制不断攀升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，央行自去年年初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，截至当前已连续11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，大型金融机构准备金率已在21％的高位，中小银行也在17.5％的水平。这一政策冻结了银行大量的资金，放贷能力备受制约，这使本来就在信贷资源稀缺阴影下勉强过活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，再陷融资困局。虽然自1999年以来，中央财政下定决心，加大资金扶持，以“放水养鱼”的行政心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，意图从不同方面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，实现资金规模逐年较大幅度增长，但是，“有区别对待”的资金扶持政策，加之实施过程中权力寻租及行政效率低下，中小企业普遍融资难的状况并无根本改观。
事实上，若想从根本上、广泛意义上破解中小企业身陷经营困境的局面，减税是一个可优先考虑的政策选择。减税的对象是广泛的，将惠及每一个中小企业，而不是“有区别对待”。减税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，它可以从根本上激发资本供给，让中小企业有更多做实业的愿望，让企业家精神被激发起来，积极创新；让中小企业有能力为员工加薪，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产业升级，缓解“用工荒”，还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，扭转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，消解民众的物价焦虑感，降低通胀预期。
这一次持续日久的通货膨胀，既有需求拉动型、成本推动型的特征，也有输入型的特征，因此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。而对付混合型通胀，靠单一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；需要货币、财政和收入政策的相互配合，加息、减税、提高居民收入政策的同时发力，才能达到“控物价、保增长、保民生”的发展目标。
我们认为，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，无非是通过政府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；而减税带来的效果，更多地倾向于依靠企业和居民自身调节资源供需，这为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奠定基矗有鉴于此，我们建议在加息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、保障民生、降低个税等政策已经推出的情况下，为身陷重围的中小企业减税，应成为当下优先一步的政策选择。 |
